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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哲学论文--“穷达以时”与“大德者必受命”

来源:论文天下发布时间:2012-08-29 浏览:1122次

          在郭店楚墓竹简中,《穷达以时》篇与《鲁穆公问子思》篇的字体和形制完全相同(竹简两端皆修削成梯形,简长26.4厘米,两道编线间距9.4—9.6厘米)。《鲁穆公问子思》篇不仅明确地有“子思”之名,而且与史籍所载子思的行事言论也相符,其为“子思之儒”的作品当无可疑。那么,《穷达以时》篇是否也是“子思之儒”的作品呢?郭店楚简整理者已指出:此篇“内容与《荀子·宥坐》、《孔子家语·在厄》、《韩诗外传》卷七、《说苑·杂言》所载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答子路的一段话类似,与后二书所载尤为相近”(《郭店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,第145页)。此篇开头即讲:“又(有)天又(有)人,天人有分。察天人之分,而智(知)所行矣。”这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荀子的“明于天人之分”思想。将其断为荀子思想的“源头”,甚至“成于荀子学派之手”,亦不可谓无据。我在思考这一问题时,初觉此篇所言之“天”与孔子所说“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的“天”意同,继而认为此篇的思想与《中庸》有差异,如果《中庸》是子思所作,那么此篇恐非出于子思之手。但我又认为,“穷达以时”的思想不仅孔子有,而且孟子也作了类似的表述,因此,将此篇说成是孔子之后孟、荀思想共有的源头似较为合适。

      《穷达以时》与《中庸》之差异,在于《中庸》中渗透了“德位”、“德命”或“德福”一致的思想。《中庸》第十七章云:  

       子曰:舜其大孝也与!德为圣人,尊为天子,富有四海之内,宗庙飨之,子孙保之。故大德必得其位,必得其禄,必得其名,必得其寿。故天之生物,必因其材而笃 焉。故栽者培之,倾者覆之。诗曰:“嘉乐君子,宪宪令德。宜民宜人,受禄于天。保佑命之,自天申之。”故大德者必受命。

此章以“子曰”起始,依传统注例,属子思“杂引孔子之言”。但孔子是否真有“大德必得其位,必得其禄,必得其名,必得其寿”的思想,很值得怀疑。从《论语》的记述可知,孔子对“天”与“德”的一致是十分肯定的,但对“德”与“位”、“禄”、“名”、“寿”的一致却大打折扣。孔子所谓“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”,这里的“命”“天”就是指一种不依人的德行、意志等主观因素所改变的必然性,生命之长短、事业之穷达都是“命”中注定,与人之是否有“德”并无必然的联系。在孔门弟子中,颜回居“德行”之首,但颜回“屡空”,而且“不幸短命死矣”,这不仅对颜回是“德”与“禄”、“寿”的不一致,而且对孔子本人禀受天“德”而行道的信念也是一个莫大的打击,故“颜渊死,子曰:噫!天丧予!天丧予!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曾说过:“天生德于予,桓魋其如予何?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“文王既没,文不在兹乎?天之将丧斯文也,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;天之未丧斯文也,匡人其如予何?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观此可知,孔子对于自己禀受天“德”而行道本具有坚定的信念,但逐于鲁、削迹于卫、伐树于宋、困于陈蔡的经历也使他不得不正视“时”“命”的现实,因而有记载:“在陈绝粮,从者病,莫能兴。子路愠见:‘君子亦有穷乎?’子曰:‘君子固穷,小人穷斯滥矣。’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后来《荀子·宥坐》、《孔子家语·在厄》、《韩诗外传》卷七、《说苑·杂言》以及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等所记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子路与孔子关于“时”“命”的问答当都是发源于此。《论语》中记孔子还说过:“道之将行也与?命也。道之将废也与?命也。”有人称孔子为“知其不可而为之者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。子路在与“隐者”接触后也曾说:“君子之仕也,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,已知之矣。”(《论语·微子》)这些都说明孔子并不认为“德”与“命”有着必然的联系,道之行与不行就像死生、富贵一样不是德行、人力所能决定的,“德位”、“德命”或“德福”一致的思想并非孔子本人的思想。

    《孔丛子·公仪》篇记鲁穆公对子思说:“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,或者以为子之辞。”子思答:“臣所记臣祖之言,或亲闻之者,或有闻之于人者。虽非正其辞,然犹不失其意焉。”以上“大德必得其位,必得其禄,必得其名,必得其寿……故大德者必受命”的思想是否也是“不失其意焉”,似乎不宜作出肯定的回答。如将“子曰”以下至“子孙保之”视为子思记孔子之言,而将“故大德必得其位”等等视为子思对孔子此言作的发挥(这一发挥并不代表孔子本人的思想),也许更好些。

     “德位”、“德命”或“德福”一致的思想,可称为道德的理想主义或道德的乐观主义思想。这一思想与孔子本人的经历和言论并不一致。因此,儒门中还应有一种道德的现实主义思想,《穷达以时》篇可以说就是这一思想最早的集中表述。此篇所讲的“察天人之分”,也就是要辨析人之道德与人所遇之“时”“命”的不同职分,此处的“天”即是“时”“命”,亦即孟子所讲的“非人之所能为”、“莫之为而为者天也,莫之致而至者命也”(《孟子·万章上》)。



   《中庸》从“舜其大孝”,“德为圣人,尊为天子”引申出“大德必得其位,必得其禄,必得其名,必得其寿”。《穷达以时》则否认这里的“必”然联系,其云:

        有其人,无其世,虽贤弗行矣。苟有其世,何难之有哉?舜耕于历山,陶埏于河   浒,立而为天子,遇尧也。……(释文参李零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,下同;李文载《道 家文化研究》第17辑,三联书店1999年版。)

在《穷达以时》的作者看来,舜虽然“贤”或“德为圣人”,但其“尊为天子”却并非因为有“大德”,而是因为“遇尧也”。这里的“贤”或“德”即是“人”之职分,“遇尧也”则是“天”之职分。“天”决定人的穷达,此非人之所能为。在舜之后,《穷达以时》又列举一系列历史人物的遭遇来讲明这种“天人之分”。最后则总结出:

        遇不遇,天也。动非为达也,故穷而不[怨。隐非]为名也,故莫之知而不吝。……   穷达以时,德行一也。誉毁在旁,听之弋母。缁白不厘,穷达以时。幽明不再,故君 子敦于反己。

既然“遇”或“不遇”是“天”之职分,非“人”所能决定,那么人就应该超越“穷达”,不计“誉毁”,而专心致志于自己(“敦于反己”)的“德行”。这里的“德行”自有其超越功利(无论是一己之功利还是社会之功利)的内在价值,但“德行”亦有其教化民众、治理社会的工具价值,只不过其工具价值能否实现不是决定于“人”,而是决定于“天”。这里不仅减去了“德行”中对个人功利的追求,而且避免了因“德行”不能实现其社会价值而丧失对“德行”的信念,于是“德行”更为淳正,同时也不应有丝毫的松懈——因为“德行”毕竟是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必要条件,至于它能否真正实现,这决定于“天”(命),而“天”(命)到底如何,只有经过个人的努力才能知道,即使已经知道了“道之不行”,“德行”也仍有其内在价值。这里所体现的正是孔子的“君子之于天下也,无适也无莫也,义之于比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、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、“君子求诸己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、“其为人也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的道德信念。

     《中庸》中也有“时”“命”的观念,如云:“君子居易以俟命,小人行险以徼幸。”“俟命”也是指超越个人之穷达,“上不怨天,下不尤人”,只是在道德上“反求诸其身”。但由于《中庸》主要讲的是道德之“天命”(所谓“义理之天”),而对“时”“命”的观念没有展开,且又加进了“大德者必受命”的思想,所以“时”“命”的观念并没有从道德之“天命”中分化出来。至孟子则不仅高扬“义理之天”的思想,而且把“时”“命”之“天”(“命运之天”)的意义也明确表述出来。他在评论“丹朱之不肖,舜之子亦不肖”,而禹之子“启贤”时说:

        其子之贤不肖,皆天也,非人所能为也。莫之为而为者,天也;莫之致而至者,  命也。匹夫而有天下也者,德必若舜、禹,而又有天子荐之者。故仲尼不有天下。(《孟 子·万章上》)

这里的“天”显然不具有道德意义,而舜、禹之有天下,除了有“德”之外,还必须“有天子荐之”,这不同于《中庸》的“大德者必受命”,而类同于《穷达以时》所讲的“遇尧也”。“仲尼不有天下”,不是因为孔子无“大德”,而是因为孔子没有遇到天子荐之,这就是孔子的“时”“命”。孟子在评论孔子周游列国的遭遇时也说:“孔子进以礼,退以义,得之不得曰‘有命’。”(《孟子·万章上》)他在讲到自己游历齐、鲁而不遇时也说:“行或使之,止或尼之,行止,非人所能也,吾之不遇鲁侯,天也。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)“千里而见王,是予所欲也;不遇故去,岂予所欲哉?予不得已也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)这些都是讲的“命运之天”的思想。因为“命”不是人力所能为,所以孟子也讲超越穷达:“得志,泽加于民;不得志,修身见于世。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这与《穷达以时》所讲的“穷达以时,德行一也”是一个意思。



     不过,在孟子的思想中,“命运之天”也时而带有“德位”一致的含义。如他对滕文公说:“苟为善,后世子孙必有王者。君子创业垂统,为可继也。若夫成功,则天也。君如彼何哉?强为善而已矣。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)这是说,成功与否,决定于“命运之天”;但“苟为善,后世子孙必有王者”,是把“德位”一致的必然性推到“后世”了。这可能是出于对滕文公劝善的考虑。

     孟子更多地受到《中庸》思想的影响,他所谓“尽其心者知其性也,知其性则知天矣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等等,“天”在孟子的思想中主要还是“义理之天”的含义。因而,孟子可以讲“命运之天”,但不可能像《穷达以时》那样提出“察天人之分”的命题。《穷达以时》所讲的“天”,没有“义理”(道德)和“主宰”(神之“福善祸淫”)的含义,此“天”虽然指的是人在“时”“世”(社会)中的命运,但既然“时”“世”(社会)不是被人之道德或神之主宰所决定,那么对“时”“世”(社会)的这一认识当然也可扩及于自然界。《穷达以时》的“察天人之分”命题,有可能对荀子提出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……明于天人之分”(《荀子·天论》)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     《荀子·宥坐》、《孔子家语·在厄》等载有与《穷达以时》相类似的话,且是以孔子困于陈蔡之间答子路问的形式。依当时情况,孔子说出“君子亦有穷”或“穷达以时”的大致意思是完全可能的,但不可能如《荀子·宥坐》等记述的那样如此之详。《穷达以时》中有:“子胥前多功,后戮死,非其智衰也。”《荀子·宥坐》、《孔子家语·在厄》等记孔子答语亦都有伍子胥之事。清人赵怀玉校《韩诗外传》已指出:“当时说士所为,每不细考前后。”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在鲁哀公六年(公元489年),而伍子胥被杀在鲁哀公十一年(公元484年),孔子困于陈蔡时不可能说出伍子胥之事。《穷达以时》是论说体,可能是孔门某一后学所作,《荀子·宥坐》等在编撰孔子与子路的问答时当参照了此文,而又有所附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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