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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学专业毕业论文--改变耆英命运的不平等条约

来源:中国论文下载中心发布时间:2012-06-06 浏览:1280次

摘 要:晚清时期,许多官员的的命运都掌握在与外国交涉和战争中,耆英也不例外,有人称他是投降卖国的鼻祖,有人又说他开创了诚实外交,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梳理,探讨了耆英的一生。 
  关键词:不平等条约  耆英 
  走到19世纪的古老中华帝国,步履越加蹒跚,已经远远的被甩到了世界的后面。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战争,改变了中国的命运,同时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,这其中就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一些清朝大臣。耆英便是这一员,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 
  春风得意的官场 
  耆英又是何许人也呢?耆英,满洲正蓝旗,爱新觉罗氏。曾任过盛京将军、浙江将军等职务。在道光28 年的时候,耆英被召进京城做官,由于他为人诚实可信,很得道光帝的宠爱,被拜为文渊阁大学士。道光帝还特意赏赐他双眼花翎,可以说是集权利和荣耀于一身。清朝的花翎分为一眼,二眼,三眼,三眼最尊贵;所谓“眼”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,一个圆圈就算做一眼。在清朝初期,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、郡王、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附(即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),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;清朝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亲贵、和硕额附(即妃嫔所生公主的丈夫),有资格享戴二眼花翎;由此可知花翎是清朝居高位的王公贵族特有的冠饰,而即使在宗藩内部,花翎也不得逾分滥用;花翎如此高贵,故此在清朝特别被人重视、向往。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降清后被赐籍汉军镶黄旗,在收复台湾后,康熙特许赐戴花翎;后乾隆帝下明诏,不但上述亲贵大臣可以戴用,如有显赫军功者也可以戴用。皇帝赐给臣下花翎是非常审慎的,乾隆至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傅恒、福康安、和琳、长龄、禧恩、李鸿章、徐桐七人,被赐双眼花翎的约二十余人,这在当时是千古犹荣的恩宠。由此可见耆英的官场是多么的顺达。 
  基于对耆英在盛京将军任上工作的肯定,当英国侵略者的炮舰向清政府进攻时,耆英接到了有关鸦片战争的第一道谕旨:盛京为根本重地,朕心尤为廑注,该处港汊何处可进大船?该省洋面何处最关紧要?耆英确切查明,先行奏闻。至现在作何筹办,固不可先事张皇,不得不豫为准备,以致临事周章。如果夷船驶至盛京,该将军即督属堵御,相机办理, 毋令逞志”。 1842 年3 月29 日道光帝谕内阁:“耆英驰驿前赴广州将军之任”。稍后又被改命为署理杭州将军。4 月7 日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。耆英的官场一帆风顺的节节高升,权力达到了鼎盛时期。 
  投降卖国的鼻祖 
      1840年,英国的大炮轰开了古老的中国大门,自此,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。中国近代外交也由此拉开了序幕,在晚清前期的外交中,耆英一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策划者和执行者。在鸦片战争期间,他分别与外国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、《望厦条约》、《黄埔条约》等。因此,耆英被学术界认定为 “中国近代投降外交的鼻祖”。其实,在这些签订“卖国”条约的大臣中,何尝不是有着几多无奈。 
  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,迅速走上了强盛的道路,随即它也拉开了殖民扩张的序幕。当《马可波罗游记》在欧洲传播后,强烈地刺激着那些对黄金狂热的人们,英国更是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。他们兴匆匆的拿来了工业品,希望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大捞一笔,可是事与愿违,中国当时的社会并不需要这些。于是,他们找到了鸦片,这个不仅可以摧残中国人的意志,而且可以从中获得可观收益的商品。中国人中还是有人看穿了他们的意图,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提出禁烟,林则徐就是这个提议的实践者。利益被损的英国人怎会如此罢休,一场战争就这样不可避免。中英战争因禁烟而起,但在中英条约中却对鸦片问题缺乏明确的说法,这确实是耆英的失误之处,这也成为他的卖国提供了有力说辞。浙江巡抚刘韵珂抨击说:“两年来干戈扰攘,专为禁烟,即为陋银。烟禁仍开,银尽可待。”平心而论,在禁烟问题上,耆英确实是处于两难境地。如前述及,中英战争因禁烟而起,要想对外国人重新施行林则徐在广东时期的严格禁烟政策,已经无法办到。而施行鸦片流通收税的政策,又碍于道光帝已颁布禁烟的谕旨在前,更是是行不通。在这样情况下,拒绝鸦片贸易合法化,在中国内部实行禁烟,成为耆英的最佳选择,也是惟一选择。耆英上奏说“凡事当先清其源,独禁烟,应先截其流”。 可见,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 
        在鸦片战争及其后的整个和谈期间,耆英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礼仪之邦,中国人的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式的交往方式,一定会使洋人为其折服,使用这种外交方式,可以保存国家的大体不受损伤。基础此方面的考虑,耆英一直对英国人热情以待,俨然摆出了一幅请君入瓮的架势,但是洋人不是为了中国人的热诚以待而来的,对于耆英的积极反应也只是为了能从中获取利益罢了。但耆英本人却自以为得其实,坚信并继续用这种方式奢望解决中外交涉问题。他试图通过变通的方法来保存清王朝的某些权益,并为此争所不应所争的,放弃所不应放弃的。无疑,耆英在关键问题上,没有把握到重点,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的主权。在变通的幌子下,清政府一次又一次退让,使中国的权益蒙受巨大损失并贻害无穷。由于耆英的不必要“变通”,清政府的尊严和利益屡遭践踏,它再也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对外关系,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耆英确实没有弄懂中外交往的关节点。显然,“务存大体”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主观愿望,而“量为变通”反映了清王朝对国际惯例的无知,以及在西方列强面前的疲于应付。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面临着时代的转折点,而以耆英等为代表的清朝外交大臣,由于面对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威胁的惧怕,适应了其他侵略者在中国获得同样利益的需要,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严重的灾难,耆英作为外交大臣难辞其咎。 
        “诚实开明”的外交 
        耆英作为晚清政局的一员重臣,在经济、政治、军事上的作为平平,惟独在外交上,使大家把目光转向了他,他提出的“务存大体 量为变通”和“示以诚信,一视同仁”的外交原则,也使大家产生了褒贬不一的判断。 
  中国人自古就形成了一种对“夷狄”的优越感。在许多朝代,外国使者的到来,如果要觐见皇帝,都要行三跪九叩之礼。乾隆时期,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来访,就是因为觐见礼节的问题,弄得双方不欢而散。在这点上,耆英的做法还是有可圈点之处。作为皇家宗室的封疆大吏,与“外夷”平起平坐,实属难能可贵。他放下了天朝大臣的架子,直接与外国使者进行交谈,并把中国式的嘘寒问暖也用到了英人身上。在签订《南京条约》时,耆英被邀请到在英国兵船上参观,他对英国的一些兵器和乐器都详加地询问,甚至还问到英国使者巴夏礼读什么书,显示出了对英国的重视。他的开明还体现在中国第一张照片的拍摄上,中国第一张照片拍摄距今已有124年。1844年,于勒?埃及尔以法国海关总检查长的身份来到中国,清廷接见了他,当时宫里还没有人见过照相机这洋玩意儿。当于勒提出要为朝廷大员拍照时,没人敢尝试,耆英跟洋人打交道多,自然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虽然模模糊糊,但是人像还算清晰:脸形瘦长、吊眼弯眉、额头闪亮、山羊胡子,这也为后人对耆英有了一个清晰、立体的认识。  
        耆英在鸦片战争期间,主持中国外交史的时间最长,他的一切外交活动,都是以诚实开明、一视同仁为主要基调。他依据这一政策,比较平稳的处置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交涉。在鸦片战争期间,他除了广州进城问题没有妥善解决外,其余的问题基本上有了一个结局。耆英在其任内,为谋挽回中国之利权,确已尽其心智。道光帝称赞他“久任封圻,办理诸务,俱臻妥善”。 英使德庇时认为“,耆英被高高推崇的地位,亦如他那值得被尊重的品格一样,远超过于任何一个和他来往的欧洲国家的代表”。耆英主持外交的最大贡献,是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。诚信守约的主张,归根结底是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出发的。其中要求对方守约,目的是为了限制列强侵略,维护国家权益,而要求自己守约,则是格于时势,鉴于敌强我弱,避免重启衅端,导致新的战争,实属务实的选择。在耆英的思想中,最值得称道的是其与外人平等交往的主张。然而,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,它只是耆英等天朝官吏,为文饰丧权妥协而从传统中寻找借口的自我辩护和精神安慰而已。这种不可避免的结局是耆英完全没有意料到的。客观地讲,妥协与丧权辱国,囿于传统及缺乏近代国际知识,耆英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,而造成这一结局的最终原因则是中国近代的落后,清廷的长期闭关锁国以及当时整个统治阶级的昧于国际大势。耆英诚实开明的外交政策,也不能不说是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要求近代化的尝试。 
  不得善终的结局 
 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,英法联军进逼天津,咸丰帝认为耆英熟悉洋人的事务,于是就下旨叫他前往天津协助谈判,可是,耆英怎么也不会预料到,这次他走上的决不是从政崛起的光明坦途,而是通向死亡的不归路。 
  1858年夏,英法联军占领天津,直指京师,朝廷上下一片震惊。咸丰皇帝急忙再次命令耆英协同先期到达的桂良、花沙纳与英法议和代表谈判。但英法议和代表不但不对耆英抱有任何好感或信任,反而对其表示出特别的不满与鄙视。原因是他们攻占两广总督衙门后,缴获了一些清廷官方档案,其中即有耆英向清帝报告其如何欺蒙、敷衍、控驭“外夷”的奏折。在议和过程中,英国人拒绝与耆英会面,并拿出耆英的奏折交给桂良、花沙纳等阅看。当时耆英被搞得狼狈不堪,窘困异常,无法继续参与对外议和谈判,便离开天津返回北京。 
  耆英在未获皇帝允准之前,擅自离开天津返回北京。咸丰皇帝闻讯后大怒,以耆英于大局未定之时,“不候旨擅自回京……实属自速其死”,命僧格林沁将耆英锁拿进京,由恭亲王奕 、惇亲王奕会同大学士、六部九卿共同审讯耆英。恭亲王奕 等人奏请咸丰帝,将耆英定为绞监候。但时任理藩院尚书的肃顺则从振刷政治的角度出发,上奏咸丰帝:耆英的供词多为巧饰之词,并无不可在奏章内奏陈的机密之事,显然是“居心巧诈”,对于这样的畏葸无能者,应即行正法,以儆官邪而申国法。最终,咸丰皇帝下令耆英自尽。 
  耆英被处死也是有一定的内幕的。道光30 年,咸丰即位, 耆英失宠,道光皇帝在位的时候,他还能得到皇帝的理解和认可。鸦片战争期间,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,丧失了很多的国家主权,耆英作为对外交涉的大臣,当然是难辞其咎,朝中自然有很多大臣对其不满,称其是“媚外求荣”的卖国贼。而新即位的咸丰帝为了在政治上有所作为,必然要从解决中外矛盾的角度出发,重新振奋国民人心,对外国侵略者采取了强硬的政策,所以,耆英就必然是咸丰帝的一颗棋子,替罪羔羊。咸丰帝即位不久,就亲笔朱谕历数耆英“畏蕙无能”、“抑民以奉夷,罔顾国家”、“丧尽天良”、“贻害国家”等罪状,将其从正一品降为五品顶带,以六部员外郎候补,这还是“从宽”处理。耆英受到咸丰帝的罢免之后,心中并不服气,公然写出对新皇帝不满的对联“先皇(道光帝)隆褒,有胆有识;时皇(咸丰帝)罪过,无耻无能”,借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懑。在君主专政的时代,耆英写出如此对联,确是找死的行为。所以,他的死亡也就不足为怪了。 
         因为条约,耆英得到道光帝的宠爱,官场春风得意;因为条约,耆英成为朝廷和后人唾骂的对象,成为卖国的鼻祖;因为条约,耆英失去了咸丰帝的宠爱,官衔一降再降;因为条约,耆英擅自回京,生命不保。 文章来源于兼职吧:http://www.jianzhi8.com/lunwen/4846.html